在崇祯十二年第一次内阁会商结束后的一个月之后，朱由检接到了孙传庭从浙江呈递来的题本。
在题本中，孙传庭把新政在浙江的进展工作做了汇报。
孙传庭表示，现在整个浙江新政实施的异常顺利，各级官府抓住农闲时间，组织了大部分官吏分赴下辖村镇，按照士绅大户家的田契，对其名下田地主意进行丈量核实，最后再将查实后的新田契发下，作为今年夏收时缴纳赋税的依据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绝大部分士绅大户都是积极配合，据他从暗访的御史及锦衣卫得到的反馈来看，并没有发现有徇私枉法的事件发生，而他自己也经常便装带着护从亲自下到乡间走访，以防有人借机从中渔利。
根据目前的形势，孙传庭预计，再有月余时间，浙江全省的土地清丈就会全部结束，到时他将离开浙江返回京师。
在题本的末尾，孙传庭专门提到了四海酒业，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，恳请朱由检能在一些地方开设酿酒工坊，然后根据当地粮食收成和存储情况决定酒坊的产量，以此来增加贫困地区百姓的收入。
没过几天，内阁便将平凉府卫护县主官们联名上奏的题本送进宫里，朱由检浏览过后，这才明白了前几天孙传庭为何突然提到了四海酒业的事情。
不过，从题本的内容来看，卫护县官员的思路还是很值得表扬，并且提到的本地实际情况也非常合理。
在连续两年丰收的情形下，只要官仓和农户自家粮仓有足够的存粮，那多余的粮食如果不赶紧出手就会坏掉，与其贱价卖给粮商，还不如以市场价卖给四海酒业，然后转化成更高的价值出手。
卫护县官员在题本所提的帮农户增收的举措不止开设酒坊，其他的措施也是很具有可行性，从这点来看，很多基层官员还是很想着干一番实事的。
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这样，只要敢想敢做，就值得大力表彰，将来做出政绩后就要不吝升赏。
能者上、庸者下，这是吏治的基本原则，是绝不容许任何人改变的。
朱由检随即吩咐王承恩拿来舆图查看了一番，发现卫护县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优越的：东接西安府，北连凤翔府，要是在此处开设一处酒坊，利用当地及周边有些过剩的粮食作原料，在产出新酒后向西和北面售卖，那就会节约从京师运到北境销售的打量人力、物力以及时间上的成本，能让新酒获取更高的利润。
既是如此，那就干吧。
卫护县设置酒坊一座，雇请的人手每月按时支付薪资，标准与京畿酒坊工人相同，税收按新税制五十税一，由当地官府征收。
至于新酒工艺是不是保密，这个问题根本不用考虑。
工艺泄露又怎样？
现在这种形势下，谁敢建起工坊大量制售新酒，那就等着锦衣卫上门吧。
为了不让谷贱伤农的情况出现，朱由检会下令，不管市场上的粮价如何变化，官府在收购农户粮食入库储存的时候，价格都要比市价每石高出一钱银子。
朱由检知道，这片土地上，农民始终是付出最多，也是最苦最累的一个群体。
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，就算是丰年也落不了几个钱，一旦家中遇上大事，最后只有绝望。
要想改变这种极不公平的现象也不难，只要每年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进行补贴就可以。
既然有了白酒这种消耗粮食极多的产业，那官府收储大量粮食之后，可以把陈粮拿出来用来酿酒发售，最后还能赚取更多的利润，这也算是一种良性循环，农民和官府都能从中受益，何乐而不为？
这种手段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但多少年来就是没人去做。
原因或许是无人想到，也或许是历朝的财政并不富裕。
但朱由检觉得，这与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从来没重视农民有着更直接的关系。
草民，这个称呼就能更加直观地反应出农民的地位。
朱由检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千百年来，历朝历代所没有考虑的事情拿出来做一遍，从细微之处逐步改变大明，让更多的新生事物和制度在这个时代诞生，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这个时代。
卫护县的酒坊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四海酒业还会有选择的在其他地区开办酒坊，以消耗越来越多的粮食，在为朝廷提供更多税收的同时，间接帮助农户增收。
南方大户私自酿酒的现象以后将会被禁止，所有酒水都必须出自四海酒业。
朱由检并不反对私营企业的发展，但一些特殊行业没必要鼓励私人经营，酿酒就是其中之一。
酒并不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，你个人办酒厂只是为了暴利，对整个社会能有什么促进作用？你发了财会拿出来补贴农户吗？
酿酒必须官营，或者叫国有，朝廷获取更多利润后可以进行财富再分配，这是任何个体无法做到、也不会去做的。
财富再分配才会有效地抑制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，这也是一个朝廷的重要职责和使命。
这种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形成长效机制，从根本上限制更多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和发展。
要让付出更多劳动者得到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利益。
这个问题朱由检一直在付诸于实践。
比如工匠群体。
这是产生价值的一个群体，所以要让他们有获得感，能享受到更多他们自身创造的价值。